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投资竞争力报告(2017~2018)》指出，稳定的营商环境，有效的监管措施和稳定的政局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

　　2017年10月25日，世界银行发布《全球投资竞争力报告(2017~2018)》。这是世行针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竞争力推出的首期报告，今后每两年将出版一期。

　　《报告》主要对发展中国家整体情况进行评述，不针对单国情况排名。《报告》针对发展中国家作为外国直接投资(FDI)输入国和输出国“双向投资”的不同角色分析与探讨，梳理了发展中国家近年来FDI及相关政策设计与实施情况，并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率等提出政策建议。

　　发展中国家FDI双向投资总体情况
2016年，全球1.75万亿美元FDI中的40%流向发展中国家，FDI已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部资金来源。除提供资本外，外国投资在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前沿知识与管理理念，推进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和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作用突出。宏观经济、政策及监管风险是外国投资者投资决策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发展中国家能否消除或减少相关风险对吸引FDI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中国家通过开展对外投资活动，能有效获取包括市场和技术在内的众多经济利益并推进本国创新进程，从而进一步提高自身竞争力。例如金砖国家通过收购外国公司，有效弥补了自身在专利、管理和创新技术等方面的不足。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近年出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过去20年增长了20倍，2015年在全球FDI总量中占比达1/5。全球约90%的发展中国家均在开展对外投资活动，其中金砖国家是主要投资来源国。在当前发达国家投资信心低迷的情况下，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已成为推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是高风险市场成为发展中国家投资重要目的地。发展中国家投资者更愿瞄准体量较小且风险较高的区域经济体。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缺乏在传统市场的投资网络及经验，更愿选择竞争性较小的市场;发展中国家投资者较能适应高风险市场的政策和安全环境，在应对当地监管及行政程序风险方面更为娴熟。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冲突及暴力影响”国家成功开展投资活动，为其他投资者进入此类市场提供了示范。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受全球经济形势、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FDI的发展效应受到一定质疑：一是FDI对发展中国家“低效率”公司和“低技能”劳工造成冲击，导致部分国家出现不稳定因素。二是部分国家和市场难以及时适应投资与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与变化，FDI发展效应难以显现。三是部分FDI活动在环境标准、收入分配和市场竞争等方面造成负面效应，在当地社会产生不良影响。但总的来说，只要投资接收国治理良好、政府机构运作正常、法治环境透明，FDI即能发挥良好作用。

　　对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政策建议
充分发挥高增长公司的作用。高增长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中占比较小，但其在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率方面作用巨大。此类公司能够有效消化和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流程，并借此提高生产率，是“内化”FDI溢出效应的最佳载体。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对高增长公司予以更多关注，采取措施消除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并助其提高技术吸收与消化能力。

　　改善投资环境，发挥政府在消除或减少投资风险方面的关键作用。政治稳定性、安全性和监管环境，是影响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决策的最主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应以全面和系统的方式改革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减少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一是提高政府工作可预见性和效率。切实消除官僚主义，简化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消除各种投资障碍并解决好基础设施瓶颈问题。二是完善价值链。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提高资金和技术可获取性、在生产厂家与市场之间搭建桥梁等方式，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活动创造便利。三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在投资者在当地开展投资活动后，采取措施对其利益进行保护，包括有效处理投资者各类投诉。四是针对不同类型投资者制定和实施不同的投资政策。如对制造业公司应重点解决其对有关进口政策的关切。

　　更加重视吸引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作用。一是通过有针对性的投资促进措施吸引更多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南南和区域投资。二是取消本国原先旨在维持金融稳定、促进国内投资，但制约对外投资的各类政策和措施。三是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开展培训和改革学校课程设计等，提高全经济范围的技术吸收和消化能力，有效发挥FDI带来的溢出效应。

　　提高税收等投资激励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税收优惠或其他激励措施吸引外国投资。当投资者在两个相似潜在投资地之间犹豫不决时，投资激励措施对投资者决策会产生效果。但如果投资者希望通过FDI打开新市场或者获取当地资源，税收等激励措施通常不会产生效果。部分发展中国家未能清晰甄别投资者类型，盲目采取税收优惠等措施，造成了市场扭曲，既未能有效吸引外资，又导致税收损失。发展中国家政府应针对各类投资者的投资动机以及不同类型FDI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激励政策，以最大程度发挥投资对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对电信行业等效率导向性动机投资者，可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其投资，同时应确保此类公司对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和政策框架等的关切得到解决。对市场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动机投资者，应审慎使用税收优惠政策，以避免产生税收流失和发展中国家恶性竞争等不良情况。

　　《报告》对中国对外投资的专题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稳步上升。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力，综合指标显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自2004年起一直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已从2004年的10%增长到2015年的49%。2016年当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1830亿美元，并取得两个历史性突破，即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额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二是对外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较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世界上其他对外直接投资活跃的发展中国家。三是私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在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中，中国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分别是81%(非金融性资产)和19%。而到2016年，二者比重已平分秋色，国有企业为50.4%(非金融性资产)，私营企业为49.6%。

　　中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是宏观经济环境。国际收支顺差和国内产能过剩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并形成“走出去”的国家发展策略。二是国内发展需要。无论是早前的确保主要大宗商品供应还是之后的科技创新需求，均是推动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推动力。三是发展战略转型。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正在经历从制造业为主导向创新为主导的转型，这既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变化，也扩大了对外投资的规模。2003年~2005年，65%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资源行业，18%在服务行业。2013年~2015年，只有26%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资源行业，服务行业比重则增长到4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监管体系的发展变化。从2001年到2014年，中国逐步放宽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监管体系完成了从限制型到支持型的转变。2014年，中国政府在对外投资监管体系方面进一步完善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指导。2016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将收紧针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检查及监管，还列出了国有企业不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此项政策收紧，加之中国与欧盟等经济发达体在知识技术并购与市场相互准入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所下滑。截至2017年年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交易数量基本恢复到政策收紧前的同等水平，但交易平均金额大幅下降。2016年并购交易的月平均金额为150亿美元，2017年上半年则降到了80亿美元以下。